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农村家庭，1981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完成本硕学习后，1990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农村家庭，1981年通过高考进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完成本硕学习后，1990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是在哈佛大学从事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研究，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工作。2005年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创办中国政策研究所，成为首位在英国研究中国的华人教授。2008年重回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所长。

　　作为一位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郑永年虽然身处新加坡科技服务需求有哪些，但每逢中国有重大改革政策出台，他的评论和分析都会通过各种媒体传来，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习惯于结合当下的时事，用他自己称之为“土”的语言来进行表达，这种兼具“热点性”和“通俗性”的写作被他视为知识分子应尽的启蒙责任——让大众了解当下，同时不能给人增加阅读的负担。

　　他的新书《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在国内出版，据出版编辑所说，郑永年为此书倾尽心力，执着于每一处细节，“封面来回改，每隔几天就拍一本书的照片发来，又有新的想法”。这本长达45万字的大书，被称为郑永年思想集大成之作，囊括了改革篇、经济建设篇、社会重建篇、国际关系篇四个部分内容。而作为文化领域的媒体人，我显然会更关心他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看法。

　　在此前出版的《中国的文明复兴》和《中国的知识重建》中，他痛陈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不满，甚至断言：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这让我很诧异科技服务需求有哪些全网科技官网，一个知识分子是有了何种的体察，才会对自己所处的群体表达出如此声嘶力竭的愤怒？因此，相比于围绕在他周围的社会争议和他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宏论，我更关心的是，一个常年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如何认识自我科技服务需求有哪些、知识和社会的关系。

　　作为一位历经80年代思想浪潮，而后辗转美国、新加坡、英国求学、任教，却始终把自己的户籍安放在浙江余姚老家的知识分子，他对自己是如何定位？适逢“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对于那场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们高喊着要用“德先生”和“赛先生”拯救中国的社会运动，他会如何评价？曾通过读书打破阶层的藩篱，真正践行“知识改变命运”，称自己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又会如何看待当下“佛系”得连自己身份证都可以卖掉的年轻人？（采写：游海洪）

　　凤凰网文化：在新书《大趋势：中国下一步》中，您将很多当下的时事政策、社会现象融合在您的理论的探讨当中，您之前的几本书和在报纸上写的专栏也基本是遵循这种写作方式，这与很多学者写的纯学术著作似乎有所不同，您的这种研究范式是如何形成的？

　　郑永年：这种写作方式与我对社会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在中国，我们经常强调理论，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没有先天的理论，而是先有实践，把实践的内在逻辑解释清楚了就叫理论。以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学》为例，《学》有没有理论？没有，但为什么说它是一本伟大的理论著作呢？因为他也是把古希腊各个城邦不同的运作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包括全网科技官网，也没有理论，是一种实践，以及产权等一系列我们现在奉为最高理论的那些制度，其实都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行为方式。所以我不喜欢先找一个理论，然后进行解释，因为那样无法成为一个好的学者。理论应当是隐含在观察当中的，所以我从没写过纯理论的著作，我一直在写经验，经验当中有些理论思考，但那不是理论，理论是封闭的，但我的知识体系永远是开放的。

　　凤凰网文化：很多学者在分析时事的时候，习惯运用很多理论来嵌套，或者是通过搜集、罗列一系列类似的现象去最终论证理论，而您好像是在就时事说时事，更关注于解释和探讨时事本身，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郑永年：围绕理论做社会科学研究，容易犯先入为主的错误。这可能导致学者在搜集、选择社会材料的时候，不是为了解释现实，而是用现实论证理论，甚至是偏见，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我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是，现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自己预先想象的那样。我不能宣称自己观察到的就是真理，但我在不断接近真理，这样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就可以不断接近。我对近代的知识体系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基本都是西方化的产物，不是在解释中国，而是在歪曲中国。这是方的问题，我们研究的范式、经验都是西方的，中国人在用西方的视角。

　　凤凰网文化：您通过撰写专栏、出版学术作品和提出政策建议，在普通大众、专家学者和决策圈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您对自己的定位而言，您做这些研究最终想要影响的人群和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好。中国古时候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每个阶层各安其份，这样的区分在以前的社会没有问题，但近代以后，“士”阶层遇到了困境。中国人讲究“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既是知识分子又是政府官僚，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知识分子做官的通道没了，于是就失去了方向。知识分子去干嘛呢？于是康有为等一批人开始走上改良改革的道路，包括后来孙中山创立，也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党时期也是，但结束后，知识分子又没有目标了。在新的和平时期，知识分子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解决。

　　在西方的传统中，追求知识、创造知识是知识分子的终生职业，而中国直到如今还没有这种理念。我很同情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到如今还在纠结依靠谁的问题，要么依靠政权，要么依靠资本，或者是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依靠民众。他们从来没有把创造知识作为自己的使命，还在主动地追求依附，没有自己独立的定位，这是最悲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社会科学全网科技官网。对我而言，我从未想要去影响政策或者影响社会，我在国外做研究，属于最边缘的学者群体，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求真，追求离事实更近一点，离真理更近一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应该是副产品，追求影响不应当是知识分子的目标，知识分子的目标应该是为了知识而知识，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

　　郑永年：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五四运动”，历史不能假设，当时确实有客观条件。“五四”要分为文化运动和运动两部分来看，“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定要肯定的，提倡白话文科技服务需求有哪些、移风易俗中国消费市场大趋势，把一些对不尊重传统给否定了。后来“五四运动”很快就被化了，这是比较遗憾的。我们参照西方的发展来看，西方先是文艺复兴，到了18世纪开始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给启蒙运动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五四运动”的早期就像文艺复兴，但在没有足够的文化启蒙的情况下，直接跳到了启蒙，后来就激进化了。

　　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确立现代版本的人文主义，所以中国真的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当然，文艺复兴不是排斥西方，而是怎样把西方的文化也吸收进来，就像我们在宋朝时期二程、朱熹把外来的佛教文化整合进来那样。西方的文艺复兴也一样，从古希腊文明把找出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找出来……所以文艺复兴并不是欧洲国家的文化复兴，而是人类优秀文明的文艺复兴，具有开放性和普世性的价值。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自由思想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我们不应当排斥，而应当吸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西方的方式来满足大众对自由的追求，我们也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满足大众的要求。

　　如今中国开始推动文化复兴，然而曾经的“牛鬼蛇神”又纷纷涌现出来，诸如女德班、小孩念经班……这些被“五四运动”否定的最糟糕的文化全网科技官网，又冒出来了，所以我对今天的国学非常鄙视。我还看到有教授穿长衫马褂，心想下一步是不是要留辫子？难道穿西服就不能学国学吗？我们可以看看日本，以前所谓的脱亚入欧其实是假象，日本只借鉴了西方工具性的东西，而对自身的文明保留得非常好，主体性还是自己。所以，参照西方和日本成功的经验，我们也要思考该怎么做，当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们的模式，但是开放包容是中国文化精神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个精神今天仍需要保留中国消费市场大趋势，不能简单地排斥西方，要有现实主义感。

　　凤凰网文化：很多人说80年代是继“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当时您在北大攻读本科和硕士，您如何看待80年代的思想变革？

　　郑永年：80年代与“五四”时期一脉相承，如果说“五四运动”是第一波西方思想对西方思想的文化争鸣，80年代则是第二波。1949年以后，中国留下了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西方的其他思想又重新涌入，所以又回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主义纷纷出现，但依然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主义。我们的启蒙还是用西方思想启蒙，80年代根本上还是一种启蒙。

　　郑永年：中国人总是这样，从孔子开始，永远认为以前比现在好。如今许多对现状不满的人，会吹捧以前的共和时期，其实那时社会比现在糟糕透了，但好多人还是说以前好。这是中国人的弊病，因为缺乏想象力，所以总是怀念过去，因此中国有大量的历史学家，却鲜有未来学家。大家觉得80年代好，很大程度是因为以前社会情况太坏了。我不认为现在比80年代差，80年代我在农村，想读书连书都找不到，后来我考上北大高兴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到那么多的书。以前我也没钱买书，而现在书籍资源如此丰富，连免费的书都那么多，我出国之前只看到过一次电脑，所以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多了。总是觉得以前比现在好，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毛病。

　　凤凰网文化：不管是“五四运动”还是80年代，年轻人、大学生在社会变革的时期都充当了主角，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再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国家的变革，您是否有这种感觉？

　　郑永年：时代不同了。首先这应当是好的表现，现在生活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因此年轻人不需要再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出现危机，年轻人也会思考。我们那时候连温饱都成问题科技服务需求有哪些，所以年轻人肯定要思考。我不能说现在每个年轻人都不思考，有些年轻人也在思考，而且最有成就的一定是独立思考的那些人，成就不大的就是随大流的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随大流的人多一点，社会就好治理一点，但对个人发展来说，希望就小一点科技服务需求有哪些。

　　要说独立思考，现在这一代人跟我们那一代人比较起来，面对的社会大不相同。以前信息匮乏，现在信息过载，所以我很担心，未来人群会出现两极分化，少部分人越来越聪明，大部分人越来越愚昧。现代社会，人们看到的信息多源自头条推送，买东西会受推荐内容的影响，这种兴趣推荐就像蚕蛹，不知不觉将人们裹挟其中，年轻人处在这样一个信息茧房里是很危险的。过度沉迷手机与“吸毒”无异，聪明的年轻人应远离手机，这就好比毒品犯自己从来不吸毒。

　　凤凰网文化：但是如果年轻人真的都不去关心社会改革，那这个社会还会有希望吗？您如何看待年轻人在当下的现状？

　　郑永年：没人关心只是暂时的，中国现在就是梁启超说的“年轻人的世界”。现在年轻人不关心，是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机会，譬如时下的“佛系青年”。但这只是危机来临前的一个稳定时期会发生的现象，不会持续很久全网科技官网。我们这个社会是有利于老年人的，而非年轻人，但这样的社会会有问题，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没有前途，在于是否给年轻人前途。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程，而这也表明我们把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提前消耗了。所以我一直在呼吁，要健全社会政策，要完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呼吁要给年轻人机会。我对于当前出现的“佛系”等各种现象非常担忧，这意味着很多年轻人在生活面前放弃抗争了，深圳有一个群体叫“三和大神”，把身份证都卖掉了。日本情况同样令我担忧，500万宅男，不要性生活，不结婚，不要小孩，这种社会是会出问题的，值得我们反思。

　　郑永年：以前阿尔伯特.赫希曼写过一本书，探讨“钟摆的情绪”，书中讲的是法国1968年，年轻人在公共空间一段时间后厌倦了，就退到私人生活，不再关心社会事务。然而一段时间后对私人生活也厌倦了全网科技官网，因此又重回原先状态。中国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为。我不认为当前多数年轻人处于这种状态，把身份证卖掉毕竟还是少数人，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身份证的。但是作为长辈来说，我觉得这确实代表社会存在问题，如果年轻人放弃希望，这个社会也将没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