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成功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将如何继续？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5年前以用新角度看世界的《大趋势》一书轰动全球的美国未来学家、超级畅销书作家约翰·奈斯比特，今天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合作出版《中国大趋势》，让我们从世界的角度

　　中国是如何成功的？中国未来的道路将如何继续？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将产生怎样的影响？25年前以用新角度看世界的《大趋势》一书轰动全球的美国未来学家、超级畅销书作家约翰·奈斯比特，今天和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合作出版《中国大趋势》，让我们从世界的角度。在本书中，作者站在全球的高度科学发展趋势，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并由此总结出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本报阅读专刊特辟八个整版摘选书中《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科学发展趋势、《导言》及《支柱之五:艺术与学术的萌动》三部分，以飨读者。——编者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

　　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当年的会客室。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中国科技发展论文，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分析中国科技发展论文，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科学发展趋势，因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线年开始科技兴国最经典语录，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和，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的良好宣传和中国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科技公司的市场分析，于是说，“，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科技公司的市场分析，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科技公司的市场分析、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科技兴国最经典语录，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科学发展趋势。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科技公司的市场分析，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中国科技发展论文中国科技发展论文，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中国科技发展论文。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体制，它的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此为该书序言)